(圖說：2024年東亞障礙論壇，張恒豪院長演講中)
張教授提到，臺灣身心障礙者的處境就如同臺灣在國際的地位一樣，我們一直強調要共融，卻被排除、不被尊重、缺少發言權。CRPD在臺灣國內法化的十年前，因為身障者被排除，以及障礙家長站出來就社區排除事件進行努力，就開始了身心障礙的倡議，而近來更是成立了許多以障礙者為主體的團體，強調障礙者的參與。我們不能說這些發展一切都是CRPD促成的，但是CRPD在關鍵過程中產生很多影響，包含意識到對話的重要性、意識到不同障礙者的需求，也從處理社福問題，到以法律處理身心障礙的議題。
再提到去機構化的議題，臺灣其實沒有真正機構化的歷史，大部分的障礙者是居住在家中，面臨的問題可能是家庭責任或者被關在家中，而不是被關在機構中沒有得到人性的對待，也因為這樣，我們發展出中小型服務單位，以及一些居住方案，但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還是機構、仍然違反CRPD，但以臺灣的脈絡來看，已經打破傳統大型機構的邏輯；另一方面，社區的抗爭一直存在，所謂的融合、把身障者當成共同體的一部分，還無法在臺灣社會中生根，就會演變成CRPD基本教義派與身障雙老家庭的衝突，很遺憾的是，中間的溝通與討論，以及理解臺灣社會脈絡的過程非常不足。當然這個議題存在，我們就要嘗試在地實踐能走得下去的方向與方案，或許不要把實體機構當作一個目標，而是去討論控制、自主權、真正活在社區中。
至於CRPD未來的挑戰與課題，首先CRPD調整了對身障者的視野，從依賴到權利主體，但是不論是主流媒體或是身障服務單位，仍常見以慈善觀點論述身障者，而且影響力不容忽視；再者，我們很常將權利個人主義化，這並不是要回到家庭主義邏輯，但人是活在家庭、社群與社區中，人的關係很重要，當我們要討論共融的社會、尊重個人自主性時，也要思考關係如何帶入。以身為一個學者的立場，我們看到來自日、韓有許多關於CRPD的研究投入，但是臺灣並沒有，雖然身障研究不是解決問題的秘方，但當倡議變成各自喊話，也沒有實證資料時，就會無法繼續執行下去。以目前看來，很多政府資助的研究還是醫療取向，我們需要更多從身障者生存狀態出發，以及納入身障者意見的研究，來促進與社會的對話。
最後，「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為我們做決定」要做2.0版，不只身障議題要有身障者參與，各議題都應該要有身障者的聲音，而不是少數人做決定，這才是真正的共同體，「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應該是所有人參與的方向，需要更合理、更有效率、更有意願的對話機制，障礙議題應該要主流化，而且不應該只是討論有沒有違反人權，而是如何實踐人權的過程以及計畫。
洪心平秘書長回應，身心障礙聯盟從1990年到現在，在許多重要的障礙議題都不缺席，從劉俠女士創立時至今，我們體驗到一個重要的概念，也與剛張教授的呼籲一致，唯有透過彼此合作、尋求共識，才能與政府、社會達成我們最終的訴求，2014年CRPD國內法化的成功，就是立基在許多障礙前輩與障礙團體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有這樣的進步。回到東亞障礙論壇，這也是創造不同國家間對話的平台。再者，身心障礙聯盟另一個重要的業務是做研究，我們除了期待與障礙團體彼此合作外，也能夠在每年的論壇中，有更多與學界與跨國的合作機會，一起往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