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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身心障礙人權:司法及特別保護

作者:

 身心障礙聯盟研發專員/黃兆志

日期:

 2015-12-28

內容:

 

一、前言


身心障礙者因受限身體的殘缺,在行動能力或邏輯思維上都可能受到限制。以精神障礙者為例,他們常常會出現幻聽、幻覺或妄想等現象,因此做出不被主流社會所接納的行為,如自言自語或疑神疑鬼,甚至因此而犯罪。每當新聞媒體報導身心障礙者犯罪的事件時,社會大眾多半以譴責的眼光看待,僅有少數聲音是以人權的立場觀之,司法人員在審理相關案件時也都缺乏對身心障礙者的同理與接納,以致在判決上有失那麼一點的公正客觀。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提及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有權受到司法的有效保護,其意涵無論是智能及精神障礙者,乃至於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者,都有被訴訟保障與保護的正當性。然而在台灣,無論是社會大眾、司法人員、醫療人員、甚至是政府官員等都未充分對身心障礙者的司法保護上做足夠的知識準備,以造成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受損。

伴隨著國際人權的演進成長,台灣社會需要與時俱進,我們必須促使社會大眾與相關專業人員去除對身心障礙者的汙名化與標籤化,共同攜手創造一個更為友善包容與公平正義的社會。

二、身心障礙者之司法及特別保護現況


身心障礙者乃包括身體、精神、智力及感覺器官受到損害,並且這些損害在與他人平等全面參與社會的基礎上產生困難。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制定乃是以人權模式的概念由防禦公權利濫用性質到要求國家負擔積極作為義務。然而,身心障礙者的司法及特別保護之面向涵蓋的層面甚廣,以下針對「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獲得司法保護」、「人身自由與安全」、「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免於剝削、暴力與虐待」,關於身心障礙者在參與上所面臨之限制,以下列點分別說明:

(一)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
中華民國憲法第7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就是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在中華民國憲法中的具體規定乃表示任何人無論其身分地位,在法律之前皆平等,而不會因為其身分地位而獲有差別待遇。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亦指出:「身心障礙者在任何地方均享有人格之權利,以及生活各方面與其他人平等之權利能力」。因此,身心障礙者作為國家之公民,更不該因其自身的障礙處境而遭遇不平等。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更在第12條第5項進一步提到:「締約國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然而在台灣,雖然有相關法律之保障,但我國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平等權利仍有未完全落實的狀況。身心障礙者到銀行開立薪資帳戶,總會面臨重重困難。根據銀行內規規範,開戶須本人親赴銀行簽名、蓋章,但對部分四肢癱瘓的極重度身障或視障者恐造成不便,前者即使本人到場,亦無法獨力完成開戶手續,後者須有見證人陪伴。對身障者而言,銀行之相關規定並沒有因為他們的障礙而有所放寬,身障者若無法親自到銀行,即無法與一般人共同享有處理自身財產之權利。因此,政府單位必須督促金融主管機關,並積極規劃推動相關措施,降低對身心障礙者之歧視與困擾。

(二)獲得司法保護
人權發展已成為民主國家用以衡量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重要指標,而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亦成為民主國家治國的最高宗旨;身心障礙者的人權更應被合理地受到保障(嚴嘉楓、林金定,2003)。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3條第1項:「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透過提供程序與適齡對待措施,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中,包括於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中,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之一方包括作為證人。」

監獄乃是社會縮影,無論非身心障礙者或身心障礙者都可能犯錯,亦有可能進入監服刑。若是在監獄這樣的場域中沒有一定對身心障礙者的公平對待,則無法使其在觸法後真正成為被矯治的對象,反而落入一種歧視中的歧視。也就是說,面對身心障礙者入監服刑的議題,監獄人員必須提供適當之處遇措施,協助身障者在獄中的生活,並發展監外的生活技能,以利日後的轉銜與重新回歸社會。然而,目前台灣社會並未針對監獄中之司法人員做出完善的教育訓練,亦沒有灌輸他們即使身障者作為服刑人亦須尊重其基本人權之概念,以使得許多身心障礙服刑人在監獄中遭受更多因歧視而加諸之痛苦。

國內針對身心障礙者之研究仍然不多,從中亦可看出身心障礙受刑人於監獄中之平等權利仍不受到重視。萬明美、林茂榮(2003)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以往監獄通常將焦點集中於一般受刑人之處遇與戒護,而忽略身心障礙受刑人之需求;然而監獄保護人員缺乏有關特殊教育、身心障礙者保護、醫療保健、職業訓練、就業服務等專業知能與團隊支援,不知如何執行相關政策,亦不知如何提供個別化處遇計畫即轉銜服務計畫,導致身心障礙受刑人在監獄內適應困難,出獄後仍無法融入一般社會,甚至會有再犯之虞。

面對身心障礙受刑人,各獄所可以針對受刑人之障礙處境提供個別化處遇計畫,並結合社會福利、教育、衛生、勞工等相關單位,提供身心障礙受刑人持續性的整體個別化服務。另外,加強監獄管教人員之特教知能,以加監所專業的特教素養。監獄場所亦必須規劃改善無障礙空間,使身心障礙受刑人無論在服刑期間或是與親友接見時都能不受環境障礙,從中落實身障者該有的平等權利。總而言之,在講究人權的台灣,身心障礙者獲得司法的保護,任何人不應該因為生理上或心理上所受到的限制而阻礙了其應有的訴訟權利,而是應該以一套更為客觀且講究公信力的鑑定程序來評估與研判。面對日漸多元的族群,台灣的司法體系應改以更嚴謹、更人道、更為柔軟的心態來面對。

(三)人身自由與安全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明文指出:「國家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人生自由及安全之權利;不被非法或任意剝奪自由,任何對自由之剝奪均須符合法律規定,且於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以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

然而,目前台灣的整體社會氛圍對於身心障礙者還不到非常友善的地步。以精神障礙者為例,社會大眾普遍以歧視的眼光看待,民間習俗也傳有被鬼神附身等謠言,甚至在醫療體系裡亦有專業人員做出將精神障礙者強行就醫、強制住院等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舉動。張朝琴(2014)指出,病患應在接受醫師之建議下同意進行醫療行為(伴隨醫療危險性),或不接受醫師之建議而自願仍生活於有疾病危險之中,均可由自己加以決定。也就是說,即使精神障礙者在醫學上有著某種程度的疾病狀態,接受治療與否都必須回歸至一個人的自我決定權,醫療專業人員不可強迫其就醫。

2007年高雄洗衣店一縱火案,陳姓嫌疑人曾經被媒體報導為精神障礙者,法官在審判此案時由原本的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嫌疑人於一審審判過程中,因有精神疾病病史,檢察官並未主動聲請精神鑑定,幾經辯護律師爭取,法官始裁定將嫌疑人進行精神鑑定。然遺憾的是,整個司法審判過程中,從證據鑑定、採納及司法精神鑑定等,都未能有對該精神障礙者有利。從此事件我們可以看出,精神障礙者的訴訟權長期以來是被忽視的。滕西華(2008)指出,目前國內司法審判,最嚴重的漏洞就是法官經常自己兼任精神科醫師,可以決定當事人是否應該進行精神鑑定,其次就是法官可以逕自決定是否採納鑑定報告,讓專家證詞或專家參審制度完全無法落實。然而更理想的狀況是,司法系統與醫學界應該儘速建立一套司法精神鑑定的時機、標準程序、內容與專家參與審查的機制,才能維護精神障礙嫌疑人的司法人權以及審判過程的程序正義。

除了精神障礙者之外,其他障別的身心障礙者亦可能因其身體上的殘缺而受到社會的歧視,更甚至有可能迫害到其人身自由。身為新世代的公民,人權理念的普及除了必須要不斷提升自身對身心障礙領域的知識水平之外,更應該促使相關政策法案的制定,並嚴格督促政府全面落實。

(四)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明文指出:「不得對任何人實施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特別是不得於未經本人自願同意下,對任何人進行醫學或科學試驗」、「締約國應採取所有有效之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防止身心障礙者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然而,從聯合國公約的條文當中,我們不得任意對身心障礙者進行有辱人格的作為,如將身心障礙者作為科學試驗之實驗品或者以不當之標準將身心障礙者作為勞力看待。對於身心障礙者,我們應該提供更平等、更友善的環境來包容他們。

(五)免於剝削、暴力與虐待

潘淑滿(2006)的研究發現在家庭暴力身心障礙的通報案件中,肢障與精障所占比例較高,在性侵害通報案件卻是以智障居多。女性障礙者並未因障礙類型不同而影響受暴率,男性肢障遭受家庭暴力風險較高。不同障礙類型的通報明顯不同,衛政單位通報中有三成是肢障、其次精障(29.8%),而警政單位的通報有四成是肢障、其次為精障(24.6%),社政單位的通報有28.7%是精障、肢障占 27.8%,防治中心的通報精障比率高占第一,而來自教育單位的通報高達七成是智障。

另外,除了學者專家所做的研究資料之外,我們亦可從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統計數據(表一)當中看到,身心障礙者自民國96年至民國103年間受暴力的人數比例逐年增加。其中,在103年的統計資料中,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者受暴的比率由至多到至少的排序為精神病患(31.99%)、其他障礙(23.35%)、肢障(16.79%)、智障(12.37%)、聽障(5.1%)、多重障礙(4.69%)、視障(3.28%)、聲語障(2.43%)。

表一96年至103年家庭暴力事件被害人身心障礙者人數及比例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明文規定:「國家應採取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教育與其他措施,保障身心障礙者於家庭內外免遭所有形式之剝削、暴力及虐待,包括性別之剝削、暴力及虐待。」然而由研究文獻與政府資料顯示,台灣的身心障礙者受暴的比例逐年增加。從此可見,雖然國家政府在形式上替身心障礙者爭取許多的權利,但在落實上卻有相當程度的落差。

三、參考文獻


苦勞網(2008)。《法官權力大過天?康盟籲重視精神障礙者訴訟人權》。資料檢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苦勞網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4624。
張朝琴(2014)。精神病患「強制住院治療」之醫療人權保障。大葉大學通識學報,13,149-142。
萬明美、林茂榮(2003)。身心障礙受刑人在監處遇及適應之研究。犯罪學期刊,6(2),1-82。
潘淑滿(2006)。身心障礙者家庭暴力與性侵害之研究。台灣社會工作學刊,5,127-159。
衛生福利保護司(2015)。《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保護資料庫系統》。資料檢索日期:2015年11月5日。衛生福利保護司網址:http://www.mohw.gov.tw/cht/DOPS/DM1_P.aspx?f_list_no=806&fod_list_no=4620&doc_no=43630。
嚴嘉楓、林金定(2003)。身心障礙者人權與福利政策發展。身心障礙研究,1(1),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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